学校发展性督导基础性规范的内涵与特征[1]

陈聪富

 “千校一标”是传统学校教育督导标准的主要表现形式。这种方式有利于规范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管理行为，达成管理者期待的、统一的行为范式，但不利于调动学校自身的主体能动性。从尊重学校主体独立性出发，研制并实践“一校一标”，引导、促进并保障不同发展阶段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学校获得适切的发展，是学校发展性督导的核心环节。

基础性规范是学校发展性督导的最基本的标准，也是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的前提性标准、办学行为的基础性标准和办学质量的合格性标准。本质上，基础性规范就是依法办学标准。在执行对象上具有他律性、在行为要求上具有规范性、在关系处理上具有刚性等方面显著特征。

基础性规范是各级各类学校在办学过程中，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办学、管理、教育与教学行为准则与要求。

一、基础性规范的主要内涵

基础，建筑学名词，是指建筑物地面以下的承重结构，如基坑、承台、框架柱、地梁等。是建筑物的墙或柱子在地下的扩大部分，其作用是承受建筑物上部结构传下来的荷载，并把它们连同自重一起传给地基。基础承受着建筑物的全部荷载。[2] 因此，基础应具有足够的强度，才能稳定地把荷载传给地基，同时，基础应满足耐久性要求。如果基础先于上部结构破坏，检查和加固都十分困难，而且还会影响建筑的使寿命。哲学上的基础，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必须具备的根本因素。如“经济基础”决定“上层建筑”。

规范是指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、群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或准则。意指符合逻辑，客观、真实、全面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，达标。如道德规范、技术规范等。或是指按照既定标准、准则的要求进行操作，使某一行为或活动达到或超越规定的标准。如：规范管理、规范操作。

作为“学校发展性督导标准”的“基础性规范”，笔者认为，它是学校举办者与管理者，在具体的办学与管理过程中，必须执行和遵守的办学与管理、教育与教学的最基本的行为标准和实践准则，是学校发展性督导的最基本的标准，也是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的前提性标准、办学行为的基础性标准和办学质量的合格性标准。本质上，基础性规范就是依法办学标准。

二、基础性规范的主要特征

基础性与规范性、他律性与法制性，是学校发展性督导标准的“基础性规范”的主要特征。

（一）基础性规范的基础性

办好一所学校，必须具备人、财、物、时间、空间与信息等基本要素。对学校教育发展基本要素的督导，是学校发展性督导的最基本的要求，具有基础性。例如，一所学校需要校园，需要教学、管理与生活用房、教学仪器设备等物的要素，需要教师、学生与管理者等人的要素，需要人员经费、办公经费等财的要素，也需要课程、制度、育人模式等文化要素。人、财、物以及学校基本的文化等要素，是办好学校的基础。

（二）基础性规范的规范性

一定区域内，办多大规模的幼儿园、小学与初中呢？这里涉及学校办学的规范性问题。例如《浙江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基准标准》，对学校办学规模和建设标准（生均占地面积、省均建筑面积、省均图书资料等）、师资队伍、教育技术装备、校园环境和安全作了具体的规定；又如，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对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做了具体的规定等等。对学校办学是否达到地方或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与要求的督导，体现了学校发展性督导的规范性。

（三）基础性规范的他律性

基础性规范的他律性是指非自愿地执行的涵盖道德标准、法律体系和其他社会规范。“狭义来说，他律是指接受他人约束，接受他人的检查和监督。广义来说，他律为除本体外的行为个体或群体对本体的直接约束和控制。”[3] 基础性规范的他律性是指就督导组织、学校而言，其基础性规范既不是教育督导部门直接制定的规范，也不是学校自我约束的准则，而是由国家、地方权力机关、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制定的，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，主要体现的是国家与政府的意志，具有鲜明的他律性。

（四）基础性规范的法制性

“狭义的法制，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。详细来说，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、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。”“广义的法制，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、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，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。”“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，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，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。”[4] “基础性规范”的法制性，是指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监督检查的标准与准则，是由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规定的，不是随意的。既不是以教育督导者的意志为转移，也不以校长、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是教育督导组织、学校以及所有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守与执行的，具有强制性、刚性。

[1] 陈聪富：《学校发展性督导新探索》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131-133页。

[2] 聂洪达 ：《房屋建筑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。

[3] 百度百科 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

[4] 凌飞飞：《当代中国教育督导历史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。